亮点：农村巨变
【数据】1978年前我国粮食总产量在6000亿斤多一点，2007年达10030亿斤，30年内粮食增产60%以上；1978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34元，2007年达4140元；1978年前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总量大概是2.5亿人，到2007年底减至不足1500万人。
亮点：非公企业
【数据】截至目前，非公有制经济已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，约占GDP总量的65%，经济增量的70%—80%。到2007年底，我国实有外商投资企业28.62万户，实有投资总额2.11万亿美元，全国个私经济领域注册资本金总额达到101223.92亿元。
亮点：民主法治
【数据】从1979年至2007年10月底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29件；国务院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700件；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7000余件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。
亮点：民生保障
【数据】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人数已连续五年稳定在2200多万人，各级财政投入从2000年的27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24亿元。2007年，全国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全面实施农村低保制度，中央财政预算安排30亿元用于支持财政困难地区开展农村低保。
亮点：国企活力
【数据】行业的领头雁、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……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脱胎换骨。2006年，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比零贰年增长60.98%，实现利润增长2.23倍，税收增长1.05倍。国有经济活力、控制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。
亮点：开放经济
【数据】1979—2007年，商品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7.4％。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.17万亿美元，已跃居世界第三。2007年，利用外资额超过700亿美元；1991—2007年，利用外资年均增长20％左右。
缪学刚代表：永不停步的小岗
【回眸】
安徽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很有名。1978年12月，18位小岗农民发起农业“大包干”，揭开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。
1978年前，小岗村吃的是“大锅饭”，温饱难解决。1978年夏天的大旱，让大家生活更困难。同年12月，小岗18户农民以“敢为天下先”的胆识，搞起了“大包干”。其主要内容是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，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、种植结构。
“过去小岗吃粮靠返销、用钱靠救济、生产靠贷款；现在已从原来的20户增加到112户，人均纯收入达6000元。”滁州市市长缪学刚代表十分感慨。
【声音】
“大包干”30年来，小岗的改革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：1978年至1992年，是粮食生产快速发展阶段；1993年到1999年农村税费改革前，是探索多种经营、谋求新发展阶段；1999年至2005年，是农村改革全面推进的新阶段；2006年至今，村经济发展加速。
下一步，小岗改革发展要走4步棋：加快推进小岗村产业发展，促进农民增收；大力发展现代农业，鼓励大学生到小岗创业；大力发展二、三产业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。30年过去了，我国深化农村改革任务依然艰巨，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，改革的步子再迈大些！
伍淑清委员：亲历合资企业诞生
【回眸】
亲自参与创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——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，伍淑清委员回忆往事时不禁感慨万千。“30年前，邓小平先生宣布中国将对外开放，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。当时我是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的理事，一直就希望为中国经济发展做点事情，内地一开放，我感觉机会来了。”
伍淑清说，“当时我们了解到，1981年5月中美之间将恢复通航，北京与洛杉矶将是第一条航线。我们就想，这么远的距离，坐飞机的人不吃饭哪行啊，就投资航空食品吧。”
想法很美好，谈判过程却很曲折。“由于没有先例，谈判一直走走停停。不会讲普通话，就用纸笔沟通，写的是繁体字。” 1979年6月，双方就谈了三次，但并没有实质性进展。她回忆说：“那时，中国刚刚开放，双方心里都不是很有底，有很多顾虑。”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79年9月，双方终于把合同内容定下来了。1980年5月3日，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获批成立，在当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册编号为001号。
【声音】
1980年开第一家公司，现在我们在内地已经有11家公司，遍布北京、上海、青岛等主要城市。现在中国的政策更加开放，相关法律制度也越来越完善，肯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。
徐显明代表：法治六大成就
【回眸】
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代表眼中，改革开放30年最具标志意义的法治事件发生在1979年。这一年，全国人大一次通过7部法律。
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，7部法律破茧而出——刑法、刑事诉讼法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、人民法院组织法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。这7部法律，均是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础性法律。
【声音】
30年法治实践，经验和成绩可圈可点：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。草案公开征求意见、立法听证会等，让公众更多地参与立法。
法治政府建设成绩显著。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，政府行为更规范、更文明、更公正。
司法改革取得进展。公平正义成为司法主要价值观，司法成为实现公平正义的主要途径。
社会法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。中国公民的民主法治、自由平等、公平正义意识有了阶段性提升。
法律领域的国际交往成就斐然。
人权事业全面发展。生存权、发展权、环境权等权利日益受到重视，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保障人民的参与权、知情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。
张喆人代表： 编织“兜底”安全网
【回眸】
我国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，在上海“破土”。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张喆人代表介绍，1993年6月1日，上海市政府宣布，建立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”——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市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（当时的标准是月人均120元），都有权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社会救助。当年，上海7680位城镇居民得到了基本生活保障。
1999年10月，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》公布实行，全国所有城市都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；2007年7月，国务院发出通知，全面启动农村低保制度。
【声音】
城乡低保，是保障困难人群最基本生活的一张安全网，换句话说，就是“兜底”。作为党和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，城乡低保所保障的是人最根本的权利——生存权，这是最基本的民生，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。
目前上海已做到“应保尽保”，符合标准的全部纳入低保。这几年，我们着重推动从单纯的生活救济转向综合的“民生保障”，即对相对贫困群体的生活、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特殊困难给予“应帮即帮”，对低保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员通过促进就业帮助脱贫，实现 “应业助业”。
张晓刚代表：脱胎换骨看国企
【回眸】
计划经济体制下，国有企业负盈不负亏、亏损靠补贴，企业干部能上不能下，职工能进不能出，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。辽宁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晓刚代表表示，正是通过深化改革，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，鞍钢和很多国有大企业一样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：生产要按指令性计划，技术改造难，很多设备还是新中国成立前的；同时面临市场上新成长起来的企业的竞争。
“好比家里的大儿子要照顾弟妹，筋疲力尽时，还让他去和没有负担者比赛跑100米！真难啊。”张晓刚说。“市场经济不会管你过去做什么，只承认竞争力。为此，我们转变观念，在竞争中获得发展机会。”
技术改造、结构调整、“走出去”战略……鞍钢逐渐走出困境，实力不断壮大。
【声音】
国有企业要继续发展，就要实现几个新的转变：发展方式应该从自己投资为主，转为兼并、重组和自己投资相结合；在布局方面需要不断突破地域，走出去，到外地、国外去发展；在核心技术领域，应该改变技术跟随者的角色，努力成为技术的引领者；还应该改变过去企业单纯产品输出为技术、管理和文化的输出。
许宗衡代表：230多项改革之最
【回眸】
1979年7月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精神指引下，我国决定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。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代表说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深圳焕发青春，成为全国解放思想的领头羊和改革开放的试验田。
【声音】
在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，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：首先它杀出了一条血路，积累了创新发展的经验；其次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市场机制；它以铁的事实，证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可行性。
如今，深圳特区已完全走出了依赖优惠政策和投资倾斜的阶段。今后，必须依靠解放思想，依靠制度创新和体制变革，肩负起为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先行探路、攻坚破冰的历史使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