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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财政是怎么炼成的

个人言论 时间:2010-04-09 作者/发布人:铅笔经济研究 点击:1821
上世纪90年代,张维迎教授提出地方竞争推动市场进程的观点:地方在财政压力下将被迫向市场让步。此后,钱颖一教授指出,中国的财政体系实际上是财政联邦制。本世纪初,张五常教授大力宣扬地方竞争的好处。张教授指出,很多地方政府低价甚至免费向企业提供土地,这不是做亏本生意,而是精明,因为企业投资会提供稳定的税源,吸引的投资越多税源越广。
 
  但是另一方面,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却愈演愈烈。那些住宅用地不断拍出高价。是不是地方政府有意控制土地供应量,以获取最大的土地收益?很多媒体评论人、网友确实是这么指责地方政府的。他们说,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作,抬高房价,以维持土地财政。一些更倾向市场的人则认为,开发商只是被动接受者,地方政府是单方面凭借垄断权力抬高地价。
 
  即使在支持张五常教授的观点的人中,有些人也发出疑问:是不是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上实行两种不同的模式——工业用地可以低价甚至免费以吸引投资,但在住宅用地上却收割增值收益?
 
  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。因为竞争是全面的。如果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上优惠,而在住宅用地上狠赚,那么,这会抬高人力资源成本、创业成本,从而使它们在工业用地上的努力付之东流。其他地区一定会在住宅用地增强吸引力以争夺税源,竞争的结果理应是住宅用地的价格也下跌。


  那么,怎么解释现在的土地财政现象?这要从2005年、2006年的房地产调控说起。
 
  2004年底,中国外汇储备增加2000亿美元,达到6099亿美元。与此相应,央行至少应放出4万多亿人民币。当时,全球初显货币泛滥之苗头。薛兆丰2003的文章即已说过,守住了汇率,引入了通胀。多发的货币,首先推动房产、能源等价格上升,地价自然也上升。那时就有指责土地财政的声音,但不是很强烈,因为那时房价上升还很慢。在2004年的北京,还时常可以买到打折房。
 
  但是老百姓已经无法忍受房价的轻微上升。他们呼吁政府调控。2005年,出台了“国八条”调控房价,其要点之一是紧缩土地供应,以免给不良开发商赚钱的机会。此后,北京房产均价从每年上涨几百元一跃变成每年上涨几千元。2006年又出台了“国六条”,土地供应更加紧张。经过几番调控,地方的供地量的审批权被收到国土资源部。国土资源部不直接审批地块,但进行量的控制,其机制大致类似于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额度控制。
 
  当时的网络上,对此一片欢呼。易宪容教授的“北京房价将下跌30%”论受到追捧。(我遇到一个专门做地产销售的老板,他说:政府下狠手了,紧缩用地,这是逼开发商降价,房价一定会大跌。)不过不久之后,媒体又纷纷发出愤怒的质问:房价为何“逆势”上涨?
 
  我要说的是,在2005年调控之前,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抬高住宅地价的动机和行为。当年地方官员中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叫“经营城市”。他们需要引入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城市改造,以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。如果他们紧缩供地,他们就会赶跑资金。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,他就喜欢说“经营城市”。在杜世成倒台之后,媒体狂批杜世成,“经营城市”为重点批判点。
 
  另一个例子是,即使在宏观调控之后,地方政府仍有加大供地的动机。在那时,如旧厂改造等腾出来的土地,是可以不计入土地计划的,很多地方政府就利用这一点来加大供地。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当年的一个小案子:上海的某处长被抓,他就是掌管这类用地的。当时媒体评论:某处长贪污事小,放出很多计划外土地对抗宏观调控事大。
 
  可以说,土地财政完全不是地方政府有意识追求的结果。正是对土地的总量调控造成了土地财政。一方面,人民币汇率未改革,货币增发越到后面越迅速,推高地价;另一方面,土地总量控制限制了地方竞争的空间,使得扩展税源的速度减慢,这两方面的作用,使得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。地方政府在土地上发了一笔意外之财。
 
  但是地方竞争的威力仍然还在,时不时要冒出头来。以北京为例,北京是紧缩了土地供应,但周边的河北境内的市县却加大了土地供应争抢北京客源。2009年,廊坊市委书记在两会上拍胸脯说,开发商如果在廊坊投资亏了钱,廊坊将白送土地作为补偿。廊坊市委书记的这番话引起了媒体激烈讨伐。
 
  讨伐者并没有意识到,廊坊的做法其实是加大土地供应、降低房价的好事。他们更不知道,这样的做法在宏观调控之前就已经存在,只是人们没去注意而已。廊坊市委书记只是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了不恰当的话。这种事埋头做就好了。这个例子也说明,地方政府在住宅土地上,也是跟工业用地一样,愿意低价出售甚至白送土地的。
 
  我老家县城就有这样的例子。宏观调控之前,我们县引入一个港商搞旧城改造,结果港商没有赚到钱,于是县里答应给他一块低价的土地作为补偿。地方政府这么做是有道理的,因为这类似于千金买马骨,可以吸引资金和税源。我相信这并非唯有我们县才有的特例,这种现象应该在很多县市都存在。
 
  县里给的这块地位置很不错,可以划成小块出售,每小块大约50—60平米,卖20万元。那是2005年。我听了很吃惊,没想到县城的地价也这么贵了。1990年代末期,那样的一块地才卖3万元。不过,很多人准备好了钱却没买得了地,因为宏观调控来了,那块土地冻结了。去年,每小块土地涨到了60万元,我听了没有任何吃惊。
 
  至于小产权房,地方政府会不会因为与农民争利而坚持反对呢?也未必。地方政府当然希望独享土地收益,但如果让地方竞争深入下去,地方政府应该也会推动小产权房合法化。实际上,在宏观调控之前,广州就一直力推宅基地入市改革。看当时的形势,马上就要成功了,这块肥肉都已经到嗓子眼了,但宏观调控来了,官员的行为模式马上改变。直到今天,这块肥肉都没有吐出来。在广东下面的很多乡镇,其实都已经没有人在意小产权房的概念了,反正每块地都可以拿出来盖工厂、盖住房,只要能吸引到税源就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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