惨:3女子为几千元诱惑,可能换来终身监禁或死刑 【快速复制本文链接】

    2018-4-28 08:30 | 2018-4-28/08: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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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年5月底,赵涵涉嫌走私贩运毒品案将在马来西亚沙阿兰高等法院一审开庭,律师打算为她进行无罪辩护。

  赵涵出生在四川。3年前的夏天,受朋友之托,她携带一箱服装样品从国内前往马来西亚。刚在吉隆坡落地,马方海关便在她托运的行李箱内发现大量毒品。赵涵称,她对箱内藏毒一事并不知情。

  等到事发后再从国内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并不容易。而在法庭宣判其无罪前,赵涵只能在当地的女子监狱中等待。

  据马来西亚华人公会(以下简称“马华公会”)统计,2013年至2015年,有超过20名中国女性因携带毒品入境该国被捕。她们的经历与赵涵非常相似。

  她们中间,除极少数被判无罪已经回国外,大部分女孩仍在狱中等待着自己的一审、二审、三审判决。“马来西亚是三审制度。走完全部三审程序,通常需要6-10年。”马华公会公共投诉局法律顾问余家福说。

  设计好的路线:广州-香港-马来西亚

  2015年8月15日晚,24岁的赵涵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广州。在广州,她到一处服装批发市场取了一只装满衣服的箱子,然后乘大巴到香港,再从香港飞往吉隆坡。

  赵涵此行的目的,是帮朋友从广州带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,自己顺便旅游。托她带货的朋友承诺,不仅负担她的机票、食宿费用,还会付她一笔三四千元的报酬。路线也是朋友为她设计的。

  经过近30小时奔波辗转,赵涵于8月17日凌晨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。但还没走出机场,她就被马来西亚海关扣下了。

  原来,赵涵从广州取来的行李箱中有个夹层。海关发现,夹层中藏匿了3.3公斤【冰】【毒】。

  2013年,周彦的妻子曾在相同情况下被马来西亚海关扣留,并因此结识了多名有类似遭遇的中国女性家属。周彦发现,女孩们的行程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。“广州就有直飞吉隆坡的航班,但是让她们带货的人都要求她们先坐车到香港,再从香港飞到马来西亚。”周彦认为,特定路线或许是为了更加方便、容易地通关。

  一名在广州海关从事多年缉毒工作的人士认为,周彦的分析不无道理。因为从机场出境和从陆路出境的人数量级相差较大,两处安排的执法人员比例也不同。“每天从广州和深圳去香港的人经常是排长龙的,而从广州去马来西亚的人相较之下就少很多了。对于贩运毒品的人来说,前一条路线被查到的风险就降低了很多。”

  至于香港,属于自由贸易港。“(海关)对危害香港的违禁品查得很严,但对过境物品的执法力量相对有限。”上述人士对新京报记者表示。而且通关时,毒品缉查人员主要对重点人群、重点航线进行检查,结合衣着、神态选取重点查验对象。“无案底的中国女孩关注度较低,通关时成功率就高一些。”

  在马来西亚,毒品犯罪是可能被判死刑的重罪。根据该国1952年颁布的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,走私贩运毒品超过一定数量,就可能被判死刑。其中,【吗】【啡】、【海】【洛】【因】等毒品的死刑数量下限为15克。

  机票、食宿、酬劳的诱惑

  托赵涵带服装样品的是外国人Clitin。赵涵的朋友尚晓娴告诉新京报记者,赵涵与Clitin是在自己的介绍下相识的。

  2012年至2013年,尚晓娴帮Clitin往马来西亚带过3次样品,和赵涵的待遇一样,线路也都是Clitin安排的,但从未发生意外。尚晓娴说,“我自己也去过几次,都平安无事回来了。就因为这样,我才放心介绍给朋友。”

  尚晓娴与Clitin相识于2010年。当时,26岁的Clitin在MSN上主动添加23岁的尚为好友。Clitin自称来自尼日利亚,在亚洲做服装生意。“主要是把衣服、鞋子、包包之类的东西从广州卖到马来西亚。”尚晓娴说。

  相识后的两年,两人几乎每天上网聊天,Clitin对尚晓娴关怀备至,多次表示喜欢她,还几次提出请她帮忙从广州带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。

  尚晓娴没有接受Clitin的追求,也没有帮他带货。直到2012年创业失败,她才答应为Clitin帮忙,顺便去马来西亚散散心。

  和尚晓娴、赵涵一样,在吉隆坡机场被查出毒品的女孩们要么亲自与货主联系,要么通过中间人介绍结识货主。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与货主只是“网友”关系,既不知道货主的真实身份,也没在现实中与货主本人见过面。

 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7名女孩的多名家属,他们均表示货主为黑人男性,自称在亚洲做服装生意,“嘴很甜”。其中,与4名女孩联系的为同一人,其QQ昵称为“love”,MSN昵称为“Clitin”。

  安徽女孩程蓉是帮“love”带货的4个女孩之一,出事时20岁。此前,她在南昌做餐馆服务员,月薪2000元。

  在网上,“love”不断请求程蓉帮忙,并承诺为她支付机票、食宿费用,还会支付额外报酬。程蓉被他说动了心,从南昌飞到广州。

  在广州中国大饭店旁的麦当劳,“love”的另一名黑人朋友交给程蓉一个很重的棕色箱子。“对方还嘱咐她,到马来西亚后一定要到某家旅馆,把东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。”程蓉的弟弟告诉新京报记者。

  “他们会在你出发之前才把准备好的行李送来,很匆忙。而且货主和送东西的人是不同的。”周彦告诉新京报记者,事后回想,每个环节都是套路。

  和程蓉一样,答应帮忙的女孩从江苏、四川、上海、江西等地先后到达广州。她们多来自小城市或农村,受教育程度不高,亲友中很少有人长期在国外学习或工作。借着带货的机会,她们有的想出国旅游,有的想为创业铺路,有的想去了解邻国的服装市场。

  事发时,女孩们多在20岁至24岁,涉世未深。但对于陌生人的嘱托,她们并非毫无戒心。在广州取箱子时,程蓉检查过装衣服的箱子;赵涵也一再确认箱子里只有衣服。但毒品都被藏在隐蔽的地方,比如夹层、鞋跟,甚至行李箱的轮子里。等到发现时,一切为时已晚。

  有的女孩出国前,还曾受到家人劝阻。

  “衣服为什么要你带?直接托运过去不就好了吗?”一名女孩的母亲在电视上看过类似骗局,告诉女儿会有很大风险。但从小叛逆的女儿认为没有问题,把母亲的话抛在脑后。

  “直到她走的那一天,我还提醒她把货主的电话、姓名留给我们,以防万一。”女孩的母亲告诉新京报记者。但女儿什么也没有留,一个人走了。

  难以提供的有利证据

  2015年8月17日凌晨,还没走出吉隆坡机场,赵涵就被马来西亚海关扣下了。“直到这个时候,她才发现‘上了朋友的当’。”赵涵的父亲向新京报记者转述。

  赵涵英语不错,她告诉海关自己对此并不知情,东西也是朋友的。她愿意与海关配合,按计划到酒店与取货人接头。

  取得警方的同意后,赵涵一边与尚晓娴对质,一边对Clitin谎称已到酒店。然而,尚晓娴转而质问Clitin并要求其为赵涵提供帮助时,很可能引起了对方的警觉。赵涵的父亲告诉新京报记者,取货人并未出现。

  “还是社会经验太少。”赵父感叹,如果女儿没与尚晓娴联系,或许可以抓到取货人。

  赵涵被拘留了,至今关押在马来西亚的一处女子监狱里等待开庭。

  “如果能协助警方找到罪犯,对女孩免除刑事责任最有效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,证明自己不知情是无罪辩护成功的重要途径。”曾为一名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四川律师胡本俊告诉新京报记者,因为行为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,是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。

  2015年9月,赵涵的家人前往马来西亚。律师告诉他们,如果中间人尚晓娴能证明赵涵对此并不知情,无罪的希望就会很大。

  为此,尚晓娴写下宣誓书,签字并按下手印。她简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并特别写明“查出毒品一事,我和赵涵完全不知情”。她还亲自前往马来西亚录口供,为赵涵作证。

  程蓉被捕后,她的姐姐曾在QQ上假扮妹妹与“love”聊天,想要套出毒品的事。但“love”坚称毫不知情,如果有问题,可能是广州的送货人动了手脚。但程蓉姐妹并不知道送货人的信息,再问“love”,他也不再回应。

  在“love”的QQ空间留言板上,不少留言称他变着花样骗中国女孩,让对方帮他带服装样品,实际上是帮忙运毒。程蓉的弟弟曾希望留言的人能出庭作证,但被拒绝了。

  此外,程蓉的家人还到广州调取过程蓉取货时的监控录像,想证明箱子是别人给的。但监控录像只能保存3个月,之后就会被新的录像覆盖。他们去调取时,距事发已过去四五个月。

  其他女孩的家人,也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律师的指导下收集证据,试图自证清白。他们之中有的找到学校、居住地派出所、实习单位出具了女孩品行良好的证明;有的调取了女孩与货主的聊天记录。

  “从聊天记录来看,女孩也提出过质疑,说这些东西完全可以寄过去,但最终还是被对方以避税的理由说服了。”为其中一名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胡本俊对新京报记者表示,如果双方沟通时反复提及带东西的事,就很难确定主观上100%无辜,“除非找出委托带货的人并证实被他欺骗。”

  江苏女孩郑嘉嘉的证据中,还包括她在马来西亚海关被查的监控。视频显示,郑嘉嘉在海关检查其藏有毒品的行李时表情淡定。当行李箱的夹层、轮子中被查出东西后,她的表情十分惊讶。“一点也不紧张,反而有些好奇,并且十分配合进一步检查。”郑嘉嘉的妹妹说,这些证据都对姐姐有利。而且随后的血检、尿检表明,郑嘉嘉只是短时间、远距离接触过毒品,排除了吸食、长期接触毒品的可能性。

  “但跨国案件搜集证据很难。”余家福告诉新京报记者,女孩们都是在马来西亚落地后,才被查出毒品问题。而中、马警方均不享有跨国管辖权,这就增加了案件侦破难度。

  此外,“国内律师或家属单方面取得的证据不一定有效,除非得到马方的认可。”胡本俊说。

  也有女孩家属到马来西亚,寻求中国驻当地领事馆的帮助。“但领事馆只能帮我们推荐律师,还能帮忙去监狱里探视。”程蓉的弟弟说。因为依据外交政策,中国公民在外国触犯当地法律的,要按照当地法律处理,中国领事馆不能干涉其内政或审判。

  3名中国女孩一审被判死刑

  赵涵涉嫌贩毒被捕的消息,经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发至四川省公安厅,又层层下达到村里。接到消息时,赵涵的父亲觉得“天都塌了”。

  他不相信女儿会为了钱铤而走险,花大价钱在当地请了律师,案件一审预计今年5月开庭。“为了这个事花了将近40万,20多万都是借来的。”赵父说,老两口本已在家养老两年,如今重新外出打工,只留下9岁的小女儿在老家上学。

  其他女孩的家人和赵父的想法一样,都认为自家孩子对带毒之事全不知情。“多花钱在马来西亚请一个好律师”,是他们的共识。

  一名女孩的家人为其聘请了一位口碑颇好的当地律师,一审费用便高达30万元。但她的家人最终只支付了10万元,“因为她的事欠了太多债,实在没钱了。”

  对于此类案件,这位律师有过胜诉经验。他和国内的法援律师共同商定了辩护策略:在国内收集有利证据,由律师移交给主控官;在女孩认罪的前提下,由主控官改变公诉罪名。“就是把罪名从39B的贩卖毒品,变成39A的拥有毒品。”法援律师胡本俊说,如果硬打官司,女孩很可能被判死刑,“所以我们选择了认罪保命。”

  2017年10月,这名女孩被判拥有毒品罪名成立,被处监禁14年。

  在律师的帮助下,2016年12月22日,收集了多项有利证据的郑嘉嘉一审被判无罪。但判决后,检方有14天上诉期。“如果第14天下午三点半,律师没有接到法庭的电话,那就代表我姐姐没事了。”郑的妹妹告诉新京报记者。

  为了迎接郑嘉嘉出狱,她的家人特意前往马来西亚。第14天上午,他们便退了酒店,还为郑嘉嘉备下水果和碘酒。“因为里面条件不好,她脚上又有伤口,在脏水里泡过后溃烂了。”

  那一天,被判无罪的郑嘉嘉已从监狱转移至移民局下属的扣留所。接近40度的高温下,家人在扣留所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。直到下午三点左右,律师还是接到了法庭的电话:检方继续上诉,郑嘉嘉走不成了。

  2017年12月26日,郑嘉嘉案二审开庭,3名法官再次判其无罪。“但中国是二审制度,马来西亚是三审制度。只要检方继续上诉,就要走完三审程序。”余家福说。而郑嘉嘉案二审宣判后,马来西亚海关当庭提出上诉。

  被捕至今,郑嘉嘉已在马来西亚的监所里生活了7年。据余家福介绍,如果全部走完三审程序,通常需要6-10年。

  比郑嘉嘉处境更为不利的是程蓉。她和另外两名中国女孩一审被判死刑,目前正在上诉。

  “顽固”的跨国犯罪团伙

  监狱里条件不好。郑嘉嘉在妹妹第一次去探望时,哭着乞求家人尽快救自己出去。“之前她吃的菜就是发臭的鱼,或者咸鱼,经常吃不饱。”郑嘉嘉的妹妹说,如果经济条件允许,家属每月可以交纳650马币(约合人民币1050元)为她们改善伙食。她只给姐姐买过几个月。“平常的电话费加生活费,基本要千百块马币一个月,实在很吃力。”

  平日里,女孩们每周可以和家里通一次电话,家人付费,一分钟3.5马币(约合人民币5.66元)。因为家里的条件都不太好,每次只聊几分钟。

  如果国内有朋友去马来西亚,家属经常会托他们带去生活用品,再带回监狱内的消息。一名女孩的父母从她的同学处得知,孩子刚入狱时曾有一段时间精神失常,“什么都不记得了。”

  据家属们介绍,最近,女孩们在监狱里学习佛学,每周一次课程。

  佛学老师建起一个“家属联络小组”微信群。每次到监狱讲课后,她就会在群里转述女孩们的近况。4月18日,佛学老师告诉大家某监狱中关押的4名女孩“都有来上课,看起来还不错”。“程蓉每天高歌娱乐大家,每个人心态都很正面。”

 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,事发后,多名女孩的家属曾在国内报案。

  2015年8月,赵涵的父亲在上海某派出所报警,称女儿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人骗去贩毒。但警方认为证据不足,未予立案。

  2014年,一名女孩家属曾前往广州市越秀区缉毒大队报警,并提供了黑人货主的照片、电话、QQ号等信息。此后他去询问进展时,警方均称不方便透露,并说有了结果会通知他。如今三年过去了,依然没有结果。

  今年4月25日,新京报记者拨打广州警方报警电话,针对家属曾经报案但未接到后续反馈的情况进行了询问。对方回复称,已将问题记录下来,将反馈给相关单位;接到相关单位信息后,会予以答复。

  也有人得到过国内警方的帮助。郑嘉嘉的妹妹报警后,广州警方缉毒人员特意赶到徐州与她见面,称如果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需要国内进行取证等工作,他们愿意配合,不过此后再无下文。

  一名四川女孩的家属在当地报警后,警方与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制定了援助方案,并收集了女孩与货主的聊天记录等多项证据,还前往广州帮忙调取市政监控视频。

  在前述广州海关缉毒人员看来,女孩们遇到的贩毒团伙“很顽固,具有跨国性和语言的特殊性”,想要彻底打掉他们,需要加强国际合作。“国内缉毒警方能做的,就是把毒贩找到。”

  2018年3月底,女孩们的遭遇受到媒体关注。北京律师张雨联系了20多名多年从事毒品案件的国内律师,希望为女孩们提供法律援助。

  “以国内的经验判断,她们可能是被骗了。”张雨说,他们正在和家属接触,搜集证据,争取推动这一系列事件在国内立案。

  “衣服为什么要你带?直接托运过去不就好了吗?

  直到她走的那一天,我还提醒她把货主的电话、姓名留给我们,以防万一。”

  ——一名被捕女孩的母亲

  (文中当事女性及其家属均为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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